监管层近日宣布，原定于2021年取消基金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将被提前到2020年。目前，合资基金公司股东间的磨合与本土化等因素，是其成败的关键因素。目前，外资已与内地基金公司开展产品研发等相关合作。

　　持股比例将完全放开

　　2002年底，招商基金作为内地首家合资基金公司落户深圳，掀开合资基金公司成立的序幕。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5月底，中国境内共有基金公司124家，其中合资基金公司44家。截至目前，44家合资基金公司中约有20家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达到了49%。

　　需要指出的是，恒生前海基金的外资股东(恒生银行)持股比例达70%。但是，该公司是基于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成立，并非是一般意义的外资控股。另在今年6月，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的新一轮股权变更获批，其外方股东摩根士丹利国际控股公司以44%的持股比例成为第一大股东，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成为内地首家外资相对控股的基金公司基金。

　　“经过多年对外开放之后，外资的占比在逐渐提升。未来，随着持股比例上限的放开，外资机构会寻求对基金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内地基金公司机构将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会。”深圳某基金人士陈昊天(化名)对记者说。

　　发展呈两极分化

　　合资基金公司的发展呈现出“两极分化”情况，其中不乏“水土不服”现象。

　　比如，深圳某合资基金公司(下称“A公司”)成立于2013年，其外方股东具有丰富的被动量化投资经验。但因双方股东的经营理念不统一，该公司高层持续遭遇变动，成立至今已任过4名总经理。其中，A公司的第三任总经理曾对记者直言，2016年之前该公司的运营主要是外方股东负责，但被动量化投资没能在内地做起来，确实存在“水土不服”问题。该总经理已从A公司离职，公司总资产至今仍不足20亿元。

　　深圳另一家合资基金公司(下称“B公司”)成立于2003年，得益于灵活的经营策略和考核机制，B公司截至今年上半年的非货币类资产规模已突破900亿元，跻身行业前20行列，还培养出一大批明星基金经理。“双方股东一直有着合理的角色定位，这是我们公司治理的基础所在。”B公司的总经理汪淼(化名)对记者直言，该公司在实际运营中，外方股东提供投资理念和风险控制等经验，中方股东则在战略布局和资源支持方面给予实质帮助。

　　“合资公司的治理问题除了股权结构因素外，还会涉及到双方的经营理念差异、对公司话事权的要求差异等因素。”长期致力于公司治理研究的某高校经济学副教授陈韬(化名)表示，在现实当中，经营得好的合资公司往往存在“管理分工”，如中方股东负责聘任职业经理人、拟定经营与市场拓展策略。外方股东不对经营过多干预，但会给予必要的技术与理念支持。相反，业绩不佳的合资公司，多会出现高层变动、业绩不佳等现象。

　　将开展多方面合作

　　“外资持股比例上限即将放开，这会进一步提升基金公司的市场化程度。但短期内，内地基金公司的竞争格局还不会发生大的改变。”陈韬根据观察指出，内地基金公司还未达到充分竞争状态，“企业的绩效水平变化会促进组织变革，但短期内如果企业(尤其是头部企业)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即便市场竞争加剧，组织变革的发生仍需要一段时间。”

　　基于对内地市场的长期看好，外资已在与基金公司开展相关合作。比如，长盛基金近日宣布和美国资管机构尚博投资管理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投资管理、产品研发、市场营销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而早在2009年，嘉实就与美国的锐联公司合作发行了境内第一只基本面指数基金。

　　“未来，外资会加速进入中国基金公司市场，但这并不是‘狼来了’或‘羊来了’的简单场景。从长远来看，这更多是内外资发挥各自优势、互利共赢的局面。”陈昊天直言，来自成熟市场的外资股东会具有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对海外市场制度与上市企业经营也更为熟悉和了解。在一定程度上，这会给内地的基金公司行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从截至目前的情况来看，外资对内地基金公司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